汉纪二十（3 / 4）

主之所贱也。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於贵粟。贵粟之道，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馀者也。取於有馀，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，所谓损有馀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於民心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，复卒三人。车骑者，天下武备也，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“有石城十仞，汤池百步，带甲百万，而亡粟，弗能守也”以是观之，粟者，王者大用，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，乃复一人耳，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，上之所擅，出於口而亡穷。粟者，民之所种，生於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与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於边，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｝

於是文帝从错之言，令民入粟边，六百石爵上造，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，万二千石为大庶长，各以多少级数为差。错复奏言“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，甚大惠也。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。边食足以支五岁，可令入粟郡、县矣。足支一岁以上，可时赦，勿收农民租。如此，德泽加於万民，民俞勤农。时有军役，若遭水旱，民不困乏，天下安宁”岁孰且美，则民大富乐矣”上复从其言，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。明年，遂除民田之租税。

后十三岁，孝景二年，令民半出田租，三十而税一也。其后，上郡以西旱，复修卖爵令，而裁其贾以招民，及徒复作，得输粟於县官以除罪。始造苑马以广用，宫室、列馆、车马益增修矣。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，民遂乐业。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，国家亡事，非遇水旱，则民人给家足，都鄙廪庾尽满，而府库馀财。京师之钱累百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於外，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。守闾阎者食粱肉。为吏者长子孙。居官者以为姓号。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谊而黜愧辱焉。於是罔疏而民富，役财骄溢，或至并兼。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。宗室有土，公卿大夫以下争於奢侈，室庐车服僭上亡限。物盛而衰，固其变也。

是后，外事四夷，内兴功利，役费并兴，而民去本。董仲舒说上曰“《春秋》它谷不书，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，以此见圣人於五谷最重麦与禾也。今关中俗不好种麦，是岁失《春秋》之所重，而损生民之具也。愿陛下幸诏大司农，使关中民益种宿麦，令毋后时”又言“古者税民不过什一，其求易共。使民不过三日，其力易足。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，外足以事上共税，下足以蓄妻子极爱，故民说从上。至秦则不然，用商鞅之法，改帝王之制，除井田，民得卖买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又颛川泽之利，管山林之饶，荒淫越制，逾侈以相高。邑有人君之尊，里有公侯之富，小民安得不困。又加月为更卒，已，复为正，一岁屯戍，一岁力役，三十倍於古。赋盐铁之利，二十倍於古。或耕豪民之田，见税什五。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，而食犬彘之食。重以贪暴之吏，刑戮妄加，民愁亡聊，亡逃山林，转为盗贼，赭衣半道，断狱岁以千万数。汉兴，循而未改。古井田法虽难卒行，宜少近古，限民名田，以澹不足，塞并兼之路。盐铁皆归於民。去奴婢，除专杀之威。薄赋敛，省徭役，以宽民力。然后可善治也”仲舒死后，功费愈甚，天下虚耗，人复相食。

武帝末年，悔征伐之事，乃封丞相为富民侯。下诏曰“方今之务，在於力农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。过能为代田，一亩三甽。岁代处，故曰代田，古法也。后稷始甽田，以二耜为耦，广尺、深尺曰甽，长终亩。一亩三甽，一夫三百甽，而播种於甽中。苗生叶以上，稍耨陇草，因贵阝其土以附苗根。故其《诗》曰“或芸或芓，黍稷儗儗”芸，除草也。芓，附根也。言苗稍壮，每耨辄附根。比盛暑，陇尽而根深，能风与旱，故儗儗而盛也。其耕耘下种田器，皆有便巧。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，故亩五顷，用耦犁，二牛三人，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，善者倍之。过使教田太常、三辅，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，为作田器。二千石遣令长、三老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，学耕种养苗状。民或苦少牛，亡以趋泽，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。过奏光以为丞，教民相与庸挽犁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，少者十三亩，以故田多垦辟。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，课得谷皆多旁田，亩一斛以上。令命家田三辅公田，又教边郡及居延城。是后边城、河东、弘农、三辅、太常民皆便代田，用力少而得谷多。

至昭帝时，流民稍还，田野益辟，颇有蓄积。宣帝即位，用吏多选贤良，百姓安土，岁数丰穰，谷至石五钱，农人少利。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，得幸於上，五凤中奏言“故事，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，用卒六万人。宜籴三辅、弘农、河东、上党、太原郡谷，足供京师，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”又白增海租三倍，天子皆从其计。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“故御史